“中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你们都懂的，中医没法解决什么问题”

临下课的时候，一个老主任这么说道

有些愤慨的我们走出医院里的教室，看到一个“路边摊”——在医院旁边的广场上看到一位老伯摆着一地的药材，老伯一袭长袍马褂，看起来“仙风道骨”， 然而他身边的招牌可一点都不“禁欲系”：

雪山神药，金枪不倒……

然而那些药材其实没有几样是所谓的“壮阳药”，也难怪，“中医”的确“不行”啊，是没法解决什么问题。

那么问题都出在哪呢？

名医！名医？你们都在哪儿呀？

在中医数千年的发展史中，“名医”一直都是“神一般”的存在，汉朝有 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的张机，而今天的张医生却在卖绿豆（指《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》作者：张悟本）；明朝有“缓则治其本，急则治其标”的李时珍，而今天的李医生却在误诊误治新冠（李跃华谎称以“穴位注射”治疗新冠）；我们一直都说“医源于酒”，“醫”的下半部分的“酉”在古汉语中即代表酒，而今天层出不穷的“XX药酒”却没有几个能治病的……

结合开头提到的所谓“壮阳药”，其实药物本身并没有什么“过错”，就像“酒”本身，也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些“绿豆”“穴位注射”“药酒”只是被用错了地方的资源，而其用错的原 因，关键在于这些处方用药的“医者”而不是在于药物，中医的“不行”更多是在于缺少真正的“名医”， 那么这些“名医”都去了哪儿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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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 “国医大师”的称号是中医药行业的最高荣誉。相关部门从2009年开始开展“国医大师”的评选表彰，每届评选只有30人，目前已评出三届。可以说，这些国医大师都是业内的佼佼者，比如中医耳鼻喉科学创始人的干祖望、为战胜SARS疫情献出良方的邓铁涛……但 是我们发现一个困境——国医大师是非常有限的，仅有100余位，加之大都年事已高，不可能继续保持每天从事高强度的临床工作，毕竟他们大都是“爷爷奶奶”级别的耄耋老人，这也导致了“名医”难求的局面，像“送子观音”夏桂成老先生的挂号，往往需要等待2年以上，比如一位28岁硕士毕业的女性结婚后需要求子，可能要等到30岁才能到“国医大师”这里就诊，这些具体的现象都是“名医难求”的体现。

反思：我们对“名医”有什么“误解”？

不过，即使排除掉“伪中医”“假中医”，在真正的中医里，除去“国医大师”之外，还有非常多的医生， 为何他们不能都是所谓“名医”呢？

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名医的培养和塑造过程，而不是把名医等同为国医大师。

清·赵濂《医门补要·自序》对医术有着这样的要求：医贵乎精，学贵乎博，识贵乎卓，心贵乎虚，业贵乎专，言贵乎显，法贵乎活，方贵乎纯，治贵乎巧，效贵乎捷，知乎此，则医之能事矣，我们看到其中有几个重点的描述——精、博、专、巧，清·陈清淳在《蜀中医纂·习医规格》中提到： 医之良，在工巧神圣；医之功，在望闻问切；医之学，在脉药方症。联系这一条我们可以看出，这里面的“博”可以理解为“博学”或者说“博采众长”，“巧”可以理解为“心灵手巧”，这两者都需要时间积累才能实现，而“精专”则更像是一种官方的认证。

我国自宋代始，将中医考试纳入官方的计划，统一命题，三年一次，八月开考，中选考生来年春二月参加京城省试。考试分为三科：方脉科、针科、疡科。而可以说，当时的考试是选拔性很强的——熙宁九年(1076)，宋神宗为了进一步改进医学教育，规定学生名额由120名增至300名，即使是增选后也只有这么一点，可以说对于“精专”有着很高的要求，考试内容中，方脉科以《素问》《难经》等为大经，以《诸病源候论》《眼科龙树论》《千金翼方》等为小经，针科和疡科则无《脉经》，增加《针灸三经》等。而这种考试并不是“一次性”的，：由太医署，太医局这些教育机构进行管理，开展 “三舍”升试法：学校以择优为原则，建立“升舍”制度，按考试成绩把学生分为“外舍”、“内舍”、“上舍”三个等级。 在考试形式上采取公试和私试相结合；为墨义、脉义、大义、论方、假令。并要求同步开展临床实习：每学生发印历一本，记载治疗经过和疗效。每年比较一次，分上中下三等级——而这些制度和今天的医师年度考核、执业医师资格几乎是一致的，可以说在宋明时期就有了类似今天的医学考试制度， 而且这是中医师创立的，这些举措确保了上面的这几百位“名医”的质量。

可以说，正是严格的考试制度和相关证件对于医师“精专”的认证保证了“名医”与“中医”的疗效和信誉，而开头的“张悟本”压根就不是医生，正是通过证件的资格区别出这些“伪中医”， 中医乃至整个医学行业才能继续繁荣下去。